“生死场”：为“红杏出墙”作辩护（2/3）
文学中
的话语立场问题，这是一个太大太泛的题目，根本不适合作博士论文。“蒙古包”说，他只找准其中的某一个“点”。但围绕这个“点”的却是无数的“线”和“面”的
织，甚至“立体”的背景知识，因此，要看的书，作的笔记特别多。
有一回，“蒙古包”在给桂妞的信中谈到萧红的《生死场》，说主
公王婆在一无所有中升起一种求生的欲望，开始了最原始的反抗：她的亲生儿子因参加“红胡子”被官府杀掉，她要儿去“报仇”。
“谁杀死哥哥，你要杀死谁！”——“蒙古包”对这种冤冤相报的传统中国文化有过诸多
的剖析，并将它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“原谅文化”进行了对比，桂妞觉得很有意思。
在“蒙古包”极力鼓掇下，桂妞也将《生死场》认真地读了一遍，当她读到一字不识的王婆竟说出了“革命就不怕死……比当
本狗的
隶活着强多哪”的话时，桂妞感叹不已。
当时，桂妞觉得王浩对她就像“本狗”对“中国隶”一样，因此，她也应该像王婆那样“不怕死”地去“革命”。
“蒙古包”这种有意无意的鼓励恰恰暗合了桂妞的复杂心理，让她为自己的“红杏出墙”找到了辩护力量。
“手中的灯罩她时刻不能忘记。”鲁迅在给萧红作序时特地说到，“至于老王婆，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，这样的物，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。”
桂妞想：这样的“灯罩”不但是为了照，也是为了自照。照清周围的黑暗，照出自己的灵魂。因此，连鲁迅先生都不觉得老王婆有什么“鬼气”呢——“我有什么可怕的？”
特别是桂妞读到在李青山组织举事的宣誓大会上，寡
们齐声高呼：“是呀！千刀万剐也愿意！”
这声音好像就在桂妞的耳边——这不正是自己那种“
就吧，疯就疯吧，死就死吧”的激
呐喊吗？
也许，这正是桂妞的“湖南之行”或“洒湘江”的内在动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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